|汽車|
經由河內轉機，到暹粒新國際機場是晚間六點半(與台灣1小時時差)。坐上租的九人座廂形車及KAKO 組織老舊的四門小貨車後我們就到KAKO職員Ly 的婆婆住家吃飯(機場附近的村莊)。這餐氛圍特別，高腳屋下的石板餐桌、昏暗的燈光、漫飛的蚊蟲及數台運轉的電風扇。酷暑客來茶當酒，兒童和狗狗難掩興奮之情，老主人也笑著拿著手電筒協助照明。餐桌上有自家雞、市場魚、如筍的香蕉莖切片和嚐似櫻桃、山櫻花果實大小的銀帽花果（Sphaerocoryne affinis，柬埔寨國花）。隔天早上我們驅車進Pro-hut村莊進行說故事比賽。因為優勝隊有80美金的高額獎金，七個參賽隊伍無不卯足全力。第二天開始，每日下午2點到5點暨南大學團隊與7位KAKO村莊糼兒園教師在Pro-hut圖書館進行為期二週的共讀/繪本工作坊。我因為不是學教育，於是就搭KAKO小貨車，與阿詹到不同村莊瞧瞧。我們去看了協會支持的幾座旱厠。這些厠所都蓋的很理想，家戶也都相當珍惜。工作坊的第二天正在圖書館外發楞時，注意到上一任的豆漿媽媽(柬埔寨村莊兒童營養補充計劃)正遠遠站著盯著我，於是招呼她過來聊聊。從1990年代開始，柬埔寨引入了微型貸款(Microfinance)，本意是想讓貧窮人家也能從銀行獲得小額貸款，進而提高經濟基礎。然而最終的結果經常是村民無力償還。於是二年前她辭了烹煮豆漿的工作，讓汽車載著她到泰國做黑工償還債務。近期她被迫回柬，正等待下一次的黑工機會。我不敢過問她太多的生活細節，於是進入了教室。留她若有所思的站在圖書館外，透過鐵窗看著工作坊好一會後默默離去。車載著我進村莊，也載著村民離開。

|行走|
暹粒有了新機場，抵達時諾大的機場只有稀稀疏疏的幾位遊客。如同許多國際機場，你得走上一些時間才到查驗護照的海關。第二天工作坊結束後，大伙決定晚上七點到觀光夜市吃晚飯順道逛逛。這次住的飯店在暹粒河的另一側，離鬧區較遠，得走上20分鐘。雖然疫情已經結束二年，酒吧街及觀光夜市的人潮仍不到過去的一半。餐廳我們選了位於夜市邊角的高棉廚房。團隊點了我聞之色變的臭魚料理，喝了吳哥啤酒。接著大家就走到頗有名氣的 Gelato and Coffee Lab吃冰淇淋。我點了個雙球甜筒冰淇淋（芒果及草莓口味，售價2.5美金）。當坐在外頭品嚐時，來了個小女孩，唸唸有詞在我面前疊上一個又一個紀念品。進退二難之時索性問她要不要來客冰淇淋?小女孩和我入店家點了香草口味，拿了就與幾位販賣部同年齡的同事，你一口我一口的往前走了。隔天早上，我們到Pro-hut隔壁村學校探訪去年給予訓練輔具的 ”功夫＂(柬埔寨名)。功夫是肌肉張力過強以致行走困難的七歲男童。當功夫依舊搖擺搖擺的從教室走出來時，他的同學也興奮的與我們擠眉弄眼。不同的是與去年相比，功夫行走時腳跟已可著地不再踮腳尖。他的母親說，不久後當地的兒童慈善醫院 (Angkor Hospital for Children) 也會提供夜間睡眠校正器。 我想功夫會越走越穩。但昨晚遇到的冰淇淋女孩呢？

|腳踏車|
功夫的媽媽也向我們要了一台腳踏車讓他上學用。想想騎腳踏車也是在復健，也就爽快答應。腳踏車對村莊兒童的就學其實很重要，協會的跨村莊助學計劃每二至三年也會提供受補助學生一輛二手的孔明車。這幾天工作坊時總有位嬉皮笑臉，10歲左右的男孩會在圖書館外頭晃來晃去。他也會不時靠近坐在教室外的志工，調皮說 “what’s your name?, how are you ?”。午後村莊下起大雨時，也見他在雨中玩耍，讓拖鞋順著地上積起的水窪流動。詢問後得知他因對老師不滿已輟學，家庭也拿他沒轍。然而兒童的心思實在難捉模，當答應提供一輛腳踏車（50美金）的要求時，他的態度隨即判若兩人，嚴肅地承諾將回到學校。當天工作坊結束離開村莊時，他也靦腆站著路旁，乖巧的揮手道別。在回到飯店的路上，我不覺也思念起學生時期那台被竊，全世界最帥的黃色腳踏車。

|摩托車|
離開柬埔寨那天早上（晚上9點的班機），搭著KAKO小貨車進村莊。在村口，一位騎摩托車的帥氣男孩，對視一笑擦車而過。反應過來才意識到是先天生長激素缺乏的Roy Bunrong。嘿！什麼時候長不大的彼得潘有法子騎摩托車了？經過了三年半的生長激素施打，昨天Bunrong母親在村莊指了位同年齡的孩子，高興的告訴我兒子比他高了一點點。摩托車在暹粒有許多的用途（例如嘟嘟車）。有輛由摩托車改裝的叭噗冰淇淋車，總會在我們辦活動時出現在圖書館外頭，接著三三兩兩的兒童和我就會拿著柬幣前來消暑。摩托車亦是KAKO職員進村莊的工具。不論男女，他們都是騎著打檔摩托車，風吹日曬雨淋，一週數次花一小時左右顛波進村服務。隨著全球暖化，柬埔寨的氣候越發瘋癲，酷熱無比。忽又大雨滂沱，行裝盡溼。第一天志工和Ly見面時，就交給她多盒從台灣協助代買的面膜(日本品牌)。Ly說這些面膜可以讓她變水水。我心裏想這樣高度日曬的工作，這款面膜一定是非常有用。因為非常辛苦且薪資微薄，這幾年KAKO職員的流動很快。SINO說 (阿詹的老婆，KAKO的理事長)，再怎麼辛苦，她也會撐到二老不行的那一天。

|飛機|
新國際機場失去了濃郁的柬埔寨風格，到處可見中柬友好的標示，離暹粒市區也有一小時車程。隨著年事已高，夜間開車對阿詹其實相當吃力。因此我告訴他，以後不要來機場接送團隊了。與阿詹、Sino和Ly握了手、照了相，揮揮手互道珍重就進入了機場。半夜在越南胡志明機場待轉機時，幾個越南籍的小孩在登機口跳來跳去，全是以英文對話。想起這幾天與二位華僑翻譯謝老師及陳老師聊天時都不約而同說到，孫子們現在都是講英語，連柬文也甚少說。但是在村莊，Bunrong的母親跟我說，他停止學習英文了，問他為什麼也只是笑笑不答。

04.11抵達台灣桃園機場時是清晨六點，手機一開便急著顯示多筆病歷未完成的訊息。催促我搭乘機捷，高鐵，轉乘台鐵區間車回到彰化。於是我睡一覺，披上白袍，切換回醫療產業的勞動模式。

高峻凱
社團法人臺灣兒童健康暨身心發展協會
Children’s Smile and Inspiration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藉著難得的機會，將CSI-TAIWAN特製的帆布袋分享給家戶。帆布袋上印有手繪的圖書館，是大家一起為兒童與村莊發展合作的成果，從棕梠葉搭建到水泥彩繪建築，從圖書到營養豆漿、幼兒園、村民大會的多功能空間，她凝聚了社區意識，以及跨越國界共同為兒童發展努力的意念。

帶著小孫女的奶奶說：「很開心收到實用的帆布袋，手繪圖書館很漂亮，門窗細節跟真的一模一樣…。希望這個空間可以持續支持兒童的學習，讓下一代有更好的未來。」

幼兒園老師以大大笑容說：「香蕉樹、椰子樹、圖書館一景一物都在帆布袋上，謝謝CSI-TAIWAN製作與分享，一定會好好珍惜使用，用來裝書、參加會議，並且經常清洗它，讓它一直乾淨好看。」

村長說：「以前村子沒有幼兒園，很感謝KAKO找到CSI-TAIWAN，讓兒童可以有幼兒園學習，有豆漿補充營養，非常感謝與祝福！」

村民們說：「疫情後，兩年多未能見到CSI-TAIWAN的朋友們，很是想念過往一年至少兩次的相聚，希望可以快點相見。」

在我的實習尾聲，更能瞭解與感受村莊、CSI-TAIWAN、KAKO之間的連結，不僅僅是受助與捐助的關係，更像是大家一起累積與創造的夥伴，而我很幸運可以參與其中並從中學習。

活動結束後，星星已灑滿天空，是帆布袋上沒有的真實美麗，我能在這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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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TAIWAN#KAKO#prohut#SDGs

兒童的成長不曾停止，生活的挑戰也不曾停止。藉著每月的助學物資發放日，蒐集了助學生與家人們的話語，有對學習的渴望、對未來的期待、對生活的承擔，對貧窮的回應…

「我喜歡學習，但家裡很窮…」助學生D
她是家裡唯一能讀好書的孩子，父母期望她能繼續學習，但是家裡種田做工，貧窮彷彿永遠無解，她知道父母供給她上學讀書有多困難。

「我想要好好學習，上大學、找好工作，未來幫忙家裡。」助學生B
她知道媽媽在工地工作辛苦，小小的她才5年級，能瞭解學習對未來的重要，也能體會家庭經濟壓力、家人辛苦。

「希望孩子有機會學習，能擁有與我不一樣的人生。」助學生媽媽P
沒有學歷、沒有知識，也沒工作機會，作為母親的她只能在家飼養牲畜、捕捉魚蛙，對生活壓力充滿擔憂卻無能改變。對於孩子的教育，就算貸款也想支持他完成。

「上學前，我常鼓勵他用功學習、不要遲到、不要翹課。」助學生媽媽K
媽媽教育程度低，不知道怎麼教孩子讀書，爸爸在外地工作賺錢，沒時間陪伴孩子，媽媽能做的是多叮嚀與鼓勵孩子學習。

「上週爸爸去逝了，被車撞傷不治。」助學生W
她是家裡最大的孩子，媽媽平時在家照顧四個孩子。她承接了爸爸的手機，給我看爸爸的照片並說「我爸爸看起來很年輕，但這就是人生。」

「爺爺要照顧的孩子太多了，沒辦法再照顧我了。」助學生L
她沒有家，唯一可能照顧她的媽媽在泰國工作不知歸期，爺爺年紀大了，經濟狀況不好，要照顧的孩子太多，夜裡與村長帶著孫女向KAKO創辦夫婦求助。

以及…沒有機會成為助學生的孩子。

「不要再學習了，去工作吧！」某學生A的阿姨
媽媽被蛇咬傷去逝，爸爸有新的家庭，跟隨奶奶寄居親戚家，但親戚不贊成她學習，也無法支持她繼續學習，向14歲的她說，縱使她的學習表現很好。

關於學習，助學孩子們非常努力，且做得很好！
關於學習支持，CSI-TAIWAN與夥伴組織KAKO長期邀請助學人每月1000元協助兒童上學路與生活，支持教育翻轉貧窮的可能。
關於比學習更困難的事，需要更多的看見與幫忙…

大大的笑容是孩子們生命的韌性

#SDG1 #SDG4 #CSITAIWAN #KAKO

「我很開心看到小朋友能上學，有綠蘋果幼兒園太好了！」Ren說。小時候的Ren沒機會上幼兒園，因為村莊沒有幼兒園。父母忙碌賺錢養家，他與兄弟在家相互照顧。再大點，他直接上小學，但沒有學校經驗讓他覺得學校很可怕，也跟不上學習進度…。Ren看著綠蘋果小朋友們有感而發，他是村莊幼兒園計畫的工作人員。

在偏遠的Prohut村莊，綠蘋果社區幼兒園是村莊唯一的學校。起因2017年台灣兒童神經內科醫師與兒童發展評估師對村莊兒童進行發展評估，發現2-6歲兒童在各項發展皆呈現落後情形。CSI-TAIWAN為能實質協助兒童的學前發展，因此與當地夥伴KAKO合作建立與長期資助綠蘋果幼兒園。

綠蘋果幼兒園現有1位老師照顧著20位小朋友，依循Unicef設計的在地課綱，讓小朋友學習日常生活所需的知識，預備未來進入小學的能力；休息時間，小朋友還可以享用鮮甜的豆漿，每週一次水果、餅乾，彌補生活困頓所缺乏的成長營養，獲取受忽略的早期發展刺激。

綠蘋果的小朋友，很不一樣！家長說：「小女兒回家會畫畫、數數字、唱歌，相較兩個沒上過幼兒園的哥哥都聰慧」；而且，國小老師也特別喜歡綠蘋果的畢業小朋友，因為學習狀況很好。這些家長與老師的回饋，都是CSI與KAKO長期培力教師專業、提供營養補充等努力的成果。縱使是社區與非政府組織辦校，也盡力提供優質教育！

柬埔寨的優質教育一點也不簡單。紅色高棉大屠殺時期，軍人摧毀學校，也摧毀教育制度；後續戰爭不斷、社會動盪，教育發展無法正常進行，導致文盲率居高不下。至今Prohut村民普遍識字率仍然低落，教育環境、家庭教育功能失效，而綠蘋果幼兒園是村莊兒童獲取學前教育的唯一機會。

邀請您支持村莊幼兒園教育計畫！

一同守護兒童獲得優質教育的機會，讓兒童飛得更高、更遠。

| 支持綠蘋果幼兒園|: https://csitaiwan.neticrm.tw/civi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5

爸爸想大聲說~
小女孩爸爸非常感謝台灣社會的支持
爸爸希望綠蘋果幼兒園能一直教育村莊兒童
我想偷偷說~

Ren默默關心每一位兒童
每回進村莊他總是為幼兒園為營養忙東忙西
曾經看到他自掏腰包私下給家境困難的小孩零用金
非常感謝Ren帶領我認識兒童與村莊生活

#柬埔寨村莊幼兒園 #綠蘋果幼兒園 #SDG4 #CSITAIWAN #Prohut #兒童營養 #KAKO

CSI重要的田野夥伴組織—KAKO，位於柬埔寨暹粒。辦公室簡單樸實，三位計畫助理Kunthy、Ren、Ly，由執行長Sino與顧問兼計畫負責人Ajan領隊執行田野工作。Sino與Ajan是KAKO共同創辦人，曾在許多國際性組織服務，具有厚實的發展工作經驗。KAKO成立至今逾20年，Sino與Ajan持續帶領組織在國際發展與合作中，為柬埔寨社群發展服務，如同KAKO全名Khmer Akphiwat Khmer Organization，意指Cambodian develop Cambodian/Cambodia。KAKO不只是提供支持與幫助，而是協助柬埔寨人/柬埔寨發展得更好。

在疫情期間，暹粒—著名吳哥窟所在地，來自國內外的觀光人潮銳減，導致各類店家、產業紛紛倒閉，許多人失業無以維生。疫情嚴重時，封城、封村更是加重人民的生存困境，KAKO曾幾次短暫關閉幼兒園、圖書館、豆漿等計畫，配合防疫措施；但不曾停止在主要道路與封閉村莊交界處，分批發放必要物資給助學生，儘管學校停課，仍持續照顧學生。

常態性的兒童相關發展計畫無法實施，疫情產生的新需求與困境，卻快得讓人無法防範。在Pro Hut封村時，村子出現幾戶貼著照片的空屋，因為無能繳交高利率的貸款利息而被私人銀行奪走土地與房子，家長逃跑了，孩子委請親戚照顧，但沒有了上學的機會，需要開始工作承擔家計。每個家戶都不好過，缺米、缺錢等，只能相互分享物資，彼此幫忙度過難關。生存的壓力比以往都大，兒童的發展又更難顧及了。

柬埔寨疫情目前逐漸趨緩，各項兒童計畫開始正常運作，但是疫情影響村莊與兒童發展的程度程度，可能非一時半刻可以評估瞭解的。

我有機會憑藉著在KAKO的田野實習與CSI-TAIWAN交付的任務：村莊家戶問卷調查、幼兒園教師問卷、共讀計畫成果報告與未來計畫討論、水質檢測、營養計畫追蹤、助學計畫追蹤、彼得潘計畫追蹤等，期望能跟隨KAKO一同在田野中看建兒童的需求，以及學習CSI-TAIWAN的專業方法，共同找尋讓柬埔寨社群變得更好的方法。

誠摯邀請您們一起關注柬埔寨的兒童發展需求！不讓疫情阻礙兒童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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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謝CSI-TAIWAN的培力與支持海外田野參與機會，讓我對工作有更強烈的理解與使命。

行政秘書 廖元瑜

暨南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羅雅惠教授

柬埔寨，東南亞的神秘古國之一，蘊藏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吳哥皇朝古遺跡，但它留存在我腦海的最初印象卻是來自於電視新聞和報章雜誌中人民飽受赤柬蹂躪的照片與報導。2018 年，因任教系所與社團法人臺灣兒童健康暨身心發展協會（CSI-Taiwan）合作進行三年的柬埔寨鄉村國際志工服務計畫，我第一次踏上這塊土地，進入了柬埔寨鄰近暹粒市的鄉間純樸小村落（P 村），感受了當地居民的友善和熱情，也觀察到鄉村的日常生活、社區資源與孩童的教育現況。從 2018 至 2020 年，我三度重訪了服務的小村落，也有幸於 2020 年 1 月中，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席捲全球前，透過當地非營利組織 Khmer Akphiwat Khmer Organization（KAKO）的協助下進入了鄰近暹粒市區的洞里薩湖上浮村（PT 村）進行田野調查。從與柬埔寨村莊的多次近距離接觸和實地觀察，也透過慷慨接受訪談的 11 個居住於陸地村莊與 10 個湖上浮村家庭們的敘述，關於柬埔寨村莊孩童的家庭資源、社區特質和教育參與之間的多元關係也逐漸地在受訪家庭的娓娓陳述和後續的資料統整與分析中漸漸成形。

一、主題背景：近代柬埔寨教育簡史與教育概況

在探討柬埔寨村莊孩童的家庭資源和教育參與的關聯前，知悉近代柬埔寨教育的發展歷程與教育概況，應有助讀者對於本文後續所呈現訪談資訊的理解。柬埔寨於 1953 年脫離法國獨立後即開始積極發展現代化的教育體系，由政府支持的公立學校教育被視為培育現代化柬埔寨公民與帶領柬埔寨走向工業化與科技化國家的最佳途徑（Ayres, 2000）。1969 年時柬埔寨的公立教育體系已擁有 5,725 間小學、146 間中學和 9 所高等教育機構（Clayton, 1998: 5），且國家教育發展持續進行直到 1975 年 Lon Nol政權被紅色高棉（Khmer Rouge）所取代才停止。紅色高棉掌權時期， 柬埔寨先前快速發展的國民基礎教育面臨終止，多數學校建築被廢棄， 而圖書館藏書則被摧毀，大量學者、教育工作者和學生都被紅色高棉政權計劃性的追捕與屠殺。紅色高棉對於柬埔寨教育體制的破壞直到 1978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紅色高棉失勢後才終止，但當時先前政權建設的公立中小學與高等教育體系已近全數毀壞。由越南主導柬埔寨政權期間， 基礎教育建設又再次被推動，但紅色高棉時期對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所造成的破壞程度太深，殘留的問題太多，柬埔寨基礎國民教育的重建變得極為困難（Ayres, 2000）。在 1991 年柬埔寨脫離越南控制和 1993 年柬埔寨大選後，教育持續成為柬埔寨從紅色高棉政權傷害重建與恢復國內基礎人力資源培育的重要議題。1993 年後，柬埔寨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包含政府給予的公立學校教育經費不足、教師人力不足與師培訓練不完善、缺乏教學設備和教材以及班級學生人數過多不利於教學等（Ayres, 2000; Duggan, 1996）。柬埔寨的基礎教育體系在經過二十多年的重建與發展後，目前在初等教育階段已達到就學機會普及的成效（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20）。

根據 2020 年聯合國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數據，柬埔寨政府提撥的教育經費約占全國GDP 的 2.2%，學前教育的入學率約為 24%， 而初等教育的入學率已達頂，初等教育的生師比約為 42:1，但公立小學的輟學率極高，約有 16.5%的小學生無法順利畢業（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20）。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並未提供 2020 年中等教育的入學率，而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則為 14%。柬埔寨目前的成人識字率約為 80.5%，國民的平均受教育年數約為 5.0 年（男性為5.8 年、女性為 4.2 年）。柬埔寨國內 25 歲以上人口中，接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口約為 22.4%（男性為 28.2%、女性為 15.1%）。由以上數據可知，柬埔寨的初等教育已達普及，但學童在學前教育、中等和高等教育階段的就學情況並不理想，且教育成就呈現明顯的性別落差。多數的柬埔寨兒童沒有接受學前教育的機會，但研究數據顯示曾接受過學前教育的兒童在柬埔寨兒童發展評估測驗（ Cambodian 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Test）的表現顯著優於未接受任何學前教育的兒童（Rao, et al., 2012: 872），且學前教育亦能為孩童進入小學後學習正規課程打好基礎。目前所有柬埔寨兒童幾乎都擁有接受小學教育的機會，但柬埔寨公立小學的教育品質並不理想。兒童因缺乏學前教育而未能擁有小學生所需的先備能力或為小學校教育成效不彰的因素之一，但教師素質低落、教育品質參差不齊且教學方法單一亦為影響小學教育成效的相關因素（Duggan, 1996; Marshall, et al., 2009）。柬埔寨有將近 2/3 的小學三年級學生在高棉語和數學成就測驗的表現都屬「不精通（non-proficient）」等級（Marshall, et al., 2009: 409），且小學生的留級率又為南亞區域最高國家。多數青少年在小學畢業後並未選擇升學為主要途徑，因此柬埔寨的中等教育升學率僅約30%左右（Ayres, 2000: 461）。因柬埔寨目前經濟結構依然以農、漁業和基礎製造業為主，社會並未廣泛提供中學畢業生其他發展更好的職涯出路（例如： 政府公職人員、科技業、商業、服務業等），多數的中、小學生畢業後依然回歸原生家庭所從事的農、漁相關產業，缺乏多元職涯發展的管道（Ayres, 2000）。此一現象也造成很多柬埔寨孩子對於接受教育並沒有太高的期待，不少柬埔寨孩童只完成前三年的初等教育後便選擇離開學校， 完成 6 年小學教育的學生僅有 60%（Marshall, et al., 2009: 396），因升學和教育成就似乎也無法協助柬埔寨孩童未來從事與原生家庭不同的職業發展途徑。目前柬埔寨孩童在初等教育的就學機會已普及，但在小學畢業後繼續就讀中學並能完成中學學業的學童並不多，中學階段便輟學投入就業市場的學童卻相對為數眾多。本文後續將探討此次進行田野調查鄰近暹粒的陸地與浮村家庭中社區與家庭資源如何影響村莊孩童的教育參與和後續的升學、就業抉擇。

二、訪談對象：田野調查之陸村與浮村社區概述

位於柬埔寨暹粒市郊區的 P 村約有將近 90 戶人家，P 村的地理位置接近暹粒市區，開車大約 50 分鐘即可到達市區。P 村的村民住在以木材、樹葉、鐵皮、磚頭或是水泥搭建的高腳屋內。村莊附近有許多稻田，種田是大多村莊家庭其中一項收入來源。村莊內有 2 家雜貨店，販賣水、飲料、家用雜貨、食品以及熟食。村莊內沒有任何學校，但有一間以水泥、磚頭建造的圖書館／村民聚會所／幼兒園。當研究團隊進入村民家中進行訪談時，但凡問及家中成員的工作狀況，極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提到丈夫、子女或是媳婿在建築工地工作。甚至，有部分家庭，除了留在家中照顧幼兒的媽媽（或是奶奶）之外，全家都在同一個工地做事。建築工人似乎是 P 村的村民，不分男女，主要從事的職業。P 村多數家戶人口眾多（P 村家戶人口介於 3~10 多人之間，大多數的家庭都有 5 口以上共居），單靠建築工的收入來維持家計甚為困難，因此 P 村多數家庭都會養些雞、豬、牛等經濟動物，長成之後賣出以貼補家用，但從正職加上副業的收入也依然只夠家人日常生活吃用，若遇到生病或是其他突發事故，便只有靠借貸來解決經濟困難。此次在 P 村的田野調查執行時間從 1/15 至 1/17，共 3 天，每天約訪談 2–5 戶家庭，每次訪談時間約為40–80 分鐘，共計訪談了 11 個家庭。從暹粒市區開車加上搭小船約 2 個小時路途才能抵達位於洞里薩湖上的 PT 浮村，此浮村範圍頗廣、家戶數亦頗多，村內交通主要倚靠帶有馬達的小船。村內有一所政府公立小學（包含附設幼兒園），但此小學亦接受來自國外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的資源協助。浮村小學共有 6 個年級，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級，每個班級約有 30 位學生；小學附設的幼兒園也只有一個班級，大約 30 位學生。學校有 8 位老師（含校長），12 位員工。浮村內也有幾家小雜貨店，販賣飲用水、家用品、五金雜貨和各式飲料與食品。浮村中每戶人家都是住在浮在湖水上的船屋，屋內空間大多並不寬敞，多數家庭僅以布幕或是薄板簡單區隔出不同生活空間（例如：客廳、廚房、臥房）；也有少數家庭屋內是前門直通後門而無任何區隔。浮村家戶的人口數介於 2–8 人之間，多數家庭都有至少 2 個孩子。浮村內幾乎所有的家庭都依靠捕魚賺取收入，多數居民從出生就住在此村，且其父母輩或祖輩亦是如此。因洞里薩湖的漁產近 10 年來快速減少，湖裡漁產大約減少了一半，且捕獲的數量亦不如往昔（以前撒網一次就能捕到 3–4 公斤的魚，現在捕一整天才能捕到 3–5 公斤的魚），因此村內多數家庭收入越發拮据，甚或需靠借貸度日。此次在 PT 浮村的田野調查執行時間從 1/18 至 1/20，共 3天，每天約訪談 2–5 戶家庭，每次訪談時間約為 40–80 分鐘，共計訪談了 10 個家庭、1 位鄉公所工作人員以及 1 位浮村小學校長。

三、訪談主要議題：陸村與浮村的家庭、社區資源與教育參與

此次田野調查都是白天到村莊進行訪談，不論陸地 P 村還是湖上 PT 浮村，多數受訪者都是女性，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大多介於不識字到小學6 年級左右，擁有中學以上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很少。若以年齡來區分，多數 20–30 歲間的受訪女性，都上過小學，其教育程度多介於 2 年級到 6 年級之間。但年齡較長的受訪女性，則有許多因紅色高棉的影響而未能接受教育或極早中斷教育。年長一代受訪者的子女們大多都上過小學， 但順利從小學畢業的比例不高，且多數子女輟學的原因都和原生家庭的經濟狀況相關。不分陸村與浮村，年輕一代受訪者的子女們全部都上過小學，且順利從小學畢業的比例頗高。但就讀中學後，陸村子女們順利升學至 9 年級以上的比例較低（接受訪談家庭中只有 2 位）；相對而言，浮村子女們因有國外 NGO 組織的支助，升中學且繼續就讀至 12 年級的比例較陸村為高。陸村與浮村受訪家庭所呈現的教育狀況與前述 2020 年聯合國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中的教育相關調查數據相符，顯示此次田野調查的陸村與浮村家庭之教育狀況與柬埔寨整體之教育現況差異不大。影響兩個村莊居民教育參與的因素除了家庭經濟外，主要還有子女在家中排行、社區教育資源、孩童本身的學習表現、外部資源贊助等因素。訪談 P 陸村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此村莊中出現臺灣早期 40–60 年代家庭中常見的年長兄姊輟學去賺錢貼補家用，或是待在家中代替母親照顧幼兒，使母親能外出賺錢的情況（黃毅志，1990; 謝小芩，1992）。 P 村受訪的奶奶因丈夫早逝，獨力撫養 8 個孩子，家中較大的兒子們教育程度都偏低，多數只有小學低年級的程度（但也有一位讀到中學 8 年級），因當時奶奶工作非常辛苦，較大的兒子們就紛紛輟學幫助家裡賺錢；而家中最小的兒子反而因有哥哥們的支持，得以讀到中學 8 年級，學歷比多位哥哥們都高出一截。P 村一戶受訪的中年媽媽也提到，自己學歷不高是因為家裡孩子很多、經濟負擔大，她身為大姊，就早早休學出去賺錢讓下面的弟妹繼續讀書。P 村的 11 戶受訪家庭中就有 4 戶提到上述的情形。PT 浮村受訪的奶奶們也有提到年長子女們教育程度較差的現象，家庭經濟因素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村莊當時的教育資源不足則是另一原因。浮村內的政府小學是 1980 年設置的，早期只有一間教室混齡上課，可容納的學生人數非常有限，當時浮村內的孩子們只有少數能進小學讀書， 大多數的孩子都無法上學。此間小學後來逐年擴展成為了現在共有 7 個班級的規模，因而浮村奶奶們家裡年齡小的孩子們反而擁有了較佳的受教機會，比家中兄姊們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如此看來，家庭資源對柬埔寨村莊孩童的教育參與有極大的影響，但村莊內是否擁有足夠的教育資源對於村內孩童的教育參與也是極具影響力的。P 陸村和 PT 浮村中都有為數不少的孩子們在小學或是初等中學階段輟學，此亦與 2020 年聯合國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數據和學者 Ayres（2000）、Marshall 與其研究夥伴（2009）所呈現的研究結果相符。當詢問兩村莊母親們家中孩子輟學原因時，因家庭經濟不佳而輟學的占一部分，但因孩子自己讀不下去、不想再繼續上學的也不在少數。對於孩子面臨學習上的困境，多數的柬埔寨父母是無能為力的，一位陸村受訪媽媽直接說：「我不會，沒辦法幫孩子複習。」PT 浮村的一位單親媽媽談到她的雙胞胎女兒們在校學習情形時說：「老師也有跟我說過， 但是妹妹自己不聰明，第一、老師跟她說話和問她什麼都不講話、不回答，就是不喜歡講話；第二、給她念課本不想念，不知道什麼原因？但是如果在外面很會跑跑跳跳。我也沒時間管教孩子，因為忙賺錢養孩子。」家長自身教育程度不佳與工作忙碌皆是其無法協助孩子學習的因素。若孩子因學習狀況不佳而決定輟學，多數受訪的奶奶／媽媽們都接受孩子們的決定，並未要求孩子們再回學校完成學業。對於此種狀況， 一位受訪陸村媽媽解釋：「他們（指她的孩子們）自己不想要去［學校］，我也不能強迫他們」。當談到孩子要不要繼續升學時，另一位浮村受訪媽媽則說：「讀書要讀到什麼程度，都是孩子自己決定。」由此看來，此次訪談的陸村與浮村家長們對於家中孩子的升學問題，大多都交由孩子們自行決定，父母們並不會勉強自己的子女繼續升學，讀不下去時就不讀了也沒有關係。這個發現和過去臺灣和美國弱勢家庭的研究結果頗為相近，在美國學者 Lareau 和臺灣學者藍佩嘉的研究中，許多臺、美弱勢家庭的父母也都採用「順其自然」的教育理念：讀得下去的孩子就繼續讀， 讀不下去的孩子就輟學去找工作也沒有不好，孩子們就順其自然的成長和發展就好（Lan, 2018; Lareau, 2000, 2011; Lareau & Conley, 2008）。此次進行田野調查的 P 陸村與 PT 浮村都擁有來自國內外 NGO 長期支助的良好資源。在 P 村中，柬埔寨當地的 NGO 和與其合作的臺灣NGO 長期提供 P 村的兒童豆漿與水果補充營養，也提供免費的兒童發展評估、眼科與牙科醫療義診和飲用水水質檢測服務。2018 年開始，臺灣的 NGO 組織 CSI-Taiwan 與暨南大學合作提供 P 村家長親職教育課程期望能促進村莊學齡前幼兒的認知和語言發展，且CSI-Taiwan 於2018 年底贊助柬埔寨當地 NGO 在陸村設立了私立幼兒園以補足此村長期缺乏的學前教育資源。柬埔寨當地 NGO 和 CSI-Taiwan 也提供 P 村的中小學生助學獎學金，但因名額有限，受到支助的學生人數不多。且此獎學金的額度也有限，雖對於獲補助家庭的教育支出不無小補，但以獎學金計畫而言，此計畫對於 P 陸村整體的中學升學率和畢業率並未有太大的影響。PT 浮村小學長期接受國外 NGO 的幫助，此組織從大約 10 年前開始支持浮村小學的畢業生到距離浮村很遠的 Pourk 市區就讀公立中學。浮村的小六學生只要能順利畢業，就有資格參加 NGO 的助學計畫，且家長除了每月捐贈一些食物給 NGO 辦公室外，無須負擔其受補助子女任何讀中學的食宿與學費。參與此助學計畫的浮村孩子，除了能得到在Pourk 的免費的食宿，還能得到免費的制服、書本等資源。但參與計畫的孩子如果有超過一次以上學習成績未達標準（學期成績不及格、被留級）的紀錄，就會被 NGO 取消參與計畫的資格並送回浮村。自從有了這個 NGO 助學計畫，浮村小學六年級畢業生繼續升學的比例大幅提升， 根據浮村小學校長提供的數據，目前約有 65％的小六畢業生會升學。從前因家庭環境不佳而無法升學的孩子們，只要能長期維持良好的學習狀態，基本上有60%參與助學計畫的學生可以順利讀到高級中學（12 年級） 畢業。因有此助學計畫的存在，位於離暹粒較偏遠且家戶經濟狀況普遍不佳的 PT 浮村，此村莊的兒童與青少年反而擁有了比 P 陸村的中小學生更高的中學升學率與畢業率。

四、訪談分析：理想與麵包的拔河

P 陸村和 PT 浮村受訪家長們本身的教育程度多是小學未畢業，但當研究者詢問村莊家長希望自家孩子讀到甚麼樣的教育程度時，大多數家長都想孩子讀到高一點的程度，例如: 讀完中學或是讀到大學，而理由大多類似陸村某位媽媽所說: 「［我］想要小孩讀好書，有知識，未來用知識賺錢養家人。」兩個村莊的家長基本上都認為讀書對孩子未來的發展是有幫助的，此發現和 Marshall 與其研究夥伴（2009）所說柬埔寨孩子對於接受教育沒有太多期待的現象已有不同，此次田野調查之陸村與浮村家長對於子女接受中、高等教育皆有正向期待。雖說如此，多位父母也提到擔心家裡的經濟狀況無法負擔孩子的教育支出，就如 PT 浮村一位受訪爸爸談到目前讀 11 年級的孩子時，提到孩子未來想上大學的計畫，他說：「……是支持，只怕我沒有能力給孩子讀……。」由此看來， 在此次進行田野調查的兩個村莊，家庭的經濟資源是決定多數村莊孩子能否繼續升學的關鍵因素之一。

兩個村莊裡年長一輩受訪者都提到，他們從前雖也期望子女能多讀點書，但其子女無法繼續升學的原因多半是家庭經濟狀況真的不好，需要人手幫忙賺錢養家，導致子女們提早休學去找工作。而年輕一代的受訪家庭中，父母也期望子女們繼續升學，能有好的學歷，未來可以找到比較穩定、收入不錯的工作。若家裡經濟狀況不許可，雖父母依舊希望孩子繼續讀書，但孩子們也會觀察家裡的現況與父母的辛勞，從而在面對升學與找工作的抉擇時，表示出與父母不同的想法。PT 浮村有位小學6 年級的女孩，在校的成績不錯，很喜歡上學，平常還會因媽媽工作太累沒辦法帶她去上學而不開心；但當研究者詢問媽媽這個孩子小學畢業後會不會繼續升學時，媽媽說她本身希望孩子繼續讀書，但女兒看見單親媽媽每天工作如此辛苦，所以女兒希望小學畢業後留在家裡協助媽媽做生意，不要繼續升學了。在這個案例中，研究者看見了家長希望孩子升學的理想，與其子女針對家庭經濟現況所做出的抉擇，兩者之間的拉扯。雖不知道這個案例後續的發展會是如何，但如同此類理想與麵包的拔河， 在柬埔寨鄉間村莊中，應不是特例，而是許多家庭都會面對的困難抉擇。當村莊家庭面臨上述困境時，村莊孩童的升學與否，會因社區是否擁有外部資源的協助而產生關鍵的影響。PT 浮村小學多年以來持續受到外國 NGO 的支助，且過去 10 年間，因為有了 NGO 的中學助學計畫， 使得 PT 浮村中順利從小學畢業且有意願升學的多數孩童們，能不因家庭經濟因素的限制，在原生家庭幾乎無須付出多餘教育成本的情況下， 擁有了繼續升學直到讀完 12 年級的機會。反觀 P 陸村的家庭，雖此村也有來自 NGO 的助學補助，但因名額有限，能獲支持的孩童較少，在家庭需要承擔較為高額教育支出且鄰近市區可提供許多就業機會的情況下， 升學理想與就業麵包之間的抉擇在此村莊家庭中依然持續上演。

參考文獻

・中文

黃毅志。1990。〈臺灣地區教育機會之不平等性〉。《思與言》，28(1): 93–125。

謝小芩。1992。〈性別與教育機會：以二所北市國中為例〉。《國家科學委 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2(2): 179–201。

・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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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文全文刊登於「亞太研究論壇第70期：柬埔寨」